写一个故事，依然是从我的朋友那里听来的，他来自东部一个相对不是很发达的乡村，我们就叫它A村吧。
在他长大的村子里，有几个众所周知的地痞流氓。因为这些人有着惊人的同质性，所以我们出于方便考虑把他们化作一个典型来叙述——就叫他“张三”吧。张三，就像你的刻板印象一样，是好逸恶劳，不事生产，每天在村子里闲逛，吃政府发的低保赈济的人。像这样的人，在村子里理所当然地属于最低的阶层，不受任何人尊重，只能靠惹事生非来获取一些关注。
而这却未必单纯是因为张三生来就是如此。他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父亲的言传身教，而他的父亲，在“文革”期间曾经是一个很活跃的红卫兵、武斗派，靠着运动给社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做了很多红卫兵在那个年代都会做的事情。当运动退潮之后，他立刻陷入了很尴尬的情况：运动带来的临时权力烟消云散，但他却永远留在了依靠运动作威作福的思维当中。这样的人已经不可能再进行诚实的劳动了，再加上他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使他成为了一个受人唾弃的流氓。
张三的父亲也曾经迎来过运动的回潮，那是后来乡村组织训练民兵的时期，游手好闲的流氓们有了暴力工具，每晚在村子内检查宵禁的情况。这也又一次成了权力的来源——比如，室友告诉我，如果哪家有人结婚摆席而不给民兵们塞些好处的话，就一定会受到骚扰和刁难。然而，胡温时代的一纸文件下来，民兵组织也作为冗余部分成为了历史，他们又一次跌落到了社会的底层。
但是，2020年初，新冠病毒——或者说，“疫情”，出现了。村书记接到“上面的文件”，开始组织封村，就像你过去在许多新闻中看的那样，用土垒起路障，有人在村口站岗，甚至戏剧性地拄着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红缨枪或者关刀。
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零下十度，而且还是过年期间，该派谁去？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某些社会里，也许会是每家轮流派人站岗，但在A村，书记大手一挥：“把张三他们叫来，我们每晚给他们五十块钱好啦！”
张三很激动，拍着胸脯表示，“俺白天也去，你也不用给俺钱，俺一定把岗站好！”
生活在政治运动式的思维下的人，对这种权力的嗅觉是很敏锐的。张三在村头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和权力寻租的方式：之前和他关系好的人、塞给他钱或者其他贿赂的人、村里有权有势的人，可以自由进出，和他关系不好的人、没有贿赂的人、普通人和穷人，就要严格执行规定，为防疫大局着想，绝对不许出入，并且要受到呵斥甚至打骂。
这种粗糙的权力滥用方式，显然是会遭到反弹的。没过多久村子中就怨声四起，最后人们聚集在村委会，要求给个说法——而书记是一个有着出色的传统智慧的人，深谙党组织的逻辑，所以他反问：“那你们来站岗？每户出一个男丁轮流站岗？”
村民们窃窃私语了一阵子，然后同意还是由张三们站岗，“但你得警告他们！”
于是张三们很快接到了警告，重点不在于他们这样做是错的，而在于官僚结构内部带来的压力：“公安局直接发来的文件”，以及“这样出了问题你要负全部责任！”
张三们的行为因此得到了一定的收敛，但可想而知的是，这项工作对他们来说，除了每天的50元钱之外，最大的意义也被压抑、收敛到了“对他人施加权力”这一件事上，因此其实在行为的烈度上反而变本加厉了。
时间流逝，A村也迎来了五月份复工复产的通知。像你可能猜到的那样，最激烈的反对来自张三：“疫情这么严重，现在把村子放开了那还得了！” 书记眼睛一瞪：“这是上面的决定！你要还想去守着那就守着，反正也没钱给你了。”
没有钱，也没有“抗疫监督员”的名份，张三像小丑一样在村口站了一天之后就灰溜溜地回了家。从这以后，他再一次跌落到了村内社会的底层，甚至更凄惨一些——那些曾经在封村期间被他刁难过的人经过他的时候，如今纷纷轻蔑地吐一口痰：“呸，狗屎玩意儿！”
时间快进到2022年的今天，“疫情”又在中国大陆燃烧起来，于是权力的循环又一次转动起来，张三摇身一变，又有了名份，也有了新的临时权力。于是，就像你想的那样，滥用、寻租，以及暴力的往复再一次建立起来。
在小小的A村里，权力的动态反而因为外部因素的剧烈变动显示出了它清晰的模式，新的阶层因为外来因素迅速建立起来，人们在全新的权力结构下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如此循环往复——这是十分“前现代”的社会图景：总有人在“上面”，但在上面的具体的人只不过是因为种种偶然而不断变动，并且形成一种循环。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能正是马克思预言的现代社会：“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尽管，不得不说，这是以一个非常讽刺性的方式实现的。
但故事并不是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为了让它更完整一些，我们需要介绍另一个和张三很像的“抗疫监督员”：李四。（我的朋友对李四的评价是：他很聪明，但又很懒。）
和张三不同的一点是，李四有足够的智慧去意识到疫情带来的权力是临时的，而简单的滥用只会坐吃山空，等到疫情缓和，就会“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所以，他的权力寻租采用了更精妙的方式：每到半夜，他就会利用自己的特权，开车运村民种植的草莓（当地是草莓名产地）出村，带给村口守着的经销商，并且从两头收取好处（分别是一桶1元）。这件事迅速成为了全村人心照不宣的秘密，但却并不会激起民愤，因为某种意义上所有人都成为了共谋。
李四的故事更让我感到精彩的部分在于，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方式。因为一方面这种做法没有技术含量，张三们很快也开始有样学样，并且用最原始的方式（价格战）进行竞争，让它迅速地变得无利可图；另一方面，这也很快就引起了政治方面的注意，最终导致被堵上了口子。
李四选择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新路子：他用自己前期赚到的钱购买了一架大型无人机，每天深夜坐在自己家的后院用无人机运送草莓出村，并且照样收钱——“每天半夜两点开始，四点半收工，一个星期就赚回了本儿。”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原始的方式完成，而后续的剥削则以更加微妙精巧的方式进行。这架无人机后来还承担了收费帮村里撒农药、拍俯瞰图之类的内容，李四因此在村里成为了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角色，他依然很懒，不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提升自己的社会阶层，甚至增殖自己的资本，但他现在过得比疫情前好了很多。
这个小村庄里的故事，每当想起，都让我觉得有一种目眩神迷的感觉。我会想起张三的歇斯底里，张三的受人唾弃，还有李四深夜中坐在自家后院，看着无人机拎着四桶草莓起飞的场景。A村像是整个社会的谢尔宾斯基地毯，从部分当中折射出了整体的权力动态，以及社会几乎是有机体一样自我调整的能力——而且你既能看到个人，又能看到群体，唯独看不到的就是那个高悬在上、决定了所有人生活的基本状态的“大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