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的某一个下午，我躺在床上读本尼迪克特那本著名的《菊与刀》。书中有一个重要的论调，是说西方许多基督教背景的文明是“罪感文化”，而日本这样的则是“耻感文化”。

这两者之间，有个也许过度简化的区别，那就是“罪感”是自律，因此有了在教堂的小房间里告解的仪式，有了对自身灵魂救赎的追求；而“耻感”则是一种他律，需要生活在他人之中才会奏效，所以才有近乎表演式的切腹，有被中国网友当成梗嘲笑的鞠躬道歉风新闻发布会。

这个说法当时很快地从我的头脑中滑过去，没造成什么影响，但最近几天想起来时，却又得到了一些新的启示：也许，这种羞耻感，正是我们的社会所欠缺的。

诚然，这并不是提议大家都一股脑去拥抱那整个日式的“耻感文化”，因为显然它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比如伊藤诗织事件牵扯出的、整个社会用不公平的耻感构造的厌女陷阱），但在过犹不及之前，我们确实应该培养一些基本的羞耻心。

比如，唐山事件之后，哪怕我微博已经炸号、朋友圈也已关闭，还是看到不少之前认识的男性在社交媒体上感到忿忿不平：“为什么非要强调性别问题？这就是个黑恶势力打人的治安问题嘛！凭什么这些‘女拳’要把我这么温良恭俭让的男性也一起扫射呢？！”

我当然很能理解这样的想法。一眼看上去，这是种很朴素的逻辑：我又没有打（女）人，我和施暴者不是一类人，为什么我要连带着和他们一起被骂、被要求反思呢？

然而，当一个男性这样想的时候，他实际上只看到了自己和“黑恶势力”不是共同体，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自己和其他所有男性组成了更大的共同体的事实。倘若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通纳粹德国公民也大可以表示“我又没有亲手杀害犹太人……”，但问题是，将纳粹党选上台的、为它纳税的、服从它的、在屠杀时冷眼旁观的，却依然是这些看似双手干净的基本盘。

读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也坐不住了：你怎么能把我（这种好男人）和纳粹公民相提并论呢？——就算我和其他男人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共同体，我们也不至于和纳粹一样系统性地压迫甚至屠杀过弱势群体吧？

可惜的是，这种说法当然也是站不住脚的。我并不想多花篇幅赘述，所以只列一个很简单的数据在这里：根据2021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了3490万人，这是几乎2.5%的差别，完全不能用随机的偏差解释。那么——这消失的3500万女性去了哪里呢？更多的解释显得并不必要了。而这还只是最最基本的生存权的问题，在教育、经济、社会关系等等方面的结构性不对等，倘若一个人依然可以问心无愧地表示中国的性别平等不是个大问题，那这种自信恐怕要么来自无知，要么来自恶意。

更何况，如今社会上对父权社会的声讨，尚且并没有对所有这些“好男人”提出实质性的责任要求——又并不是让每个人分担唐山施暴者的一天刑期。现如今的很多诉求，其实更多地是在道德层面上的：让男性可以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默认的人”的身份实际上造成了对社会上另一半人的压迫，意识到自己并不能轻巧地和把脚踩在受害女性头上的“黑恶势力”脱开干系——意识到，自己应当为此感到羞愧。

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缺失的一点羞耻心。这也是我对“男性女权主义者”很不以为然的原因之一：在这个议题上，男性没必要再跳出来，用比女性还大的声量表达自己有多么关怀社会公义（很羞愧的是，写这篇文章的我，其实也在做本质上没有区别的事），并因此获得赞赏甚至更进一步的名声。这就像Michael Che在他的单口喜剧中的段子里说的一样：“我去参加一个BLM集会，结果发现那里全都是白人——你们的口号是喊给谁听呢？彼此吗？”

回到之前的类比，如果一个纳粹德国的公民公开表示“我并不支持屠杀犹太人”，在ta面对的政治环境里这甚至更勇气可嘉，但不代表ta的观点就有多么的“伟光正”：这只是一个本来就无可辩驳的公理，是底线，而不是天花板。

而更进一步地讲，这种羞耻心也应当扩展到其他的议题上去。

去年刚开学时，认识了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我们交谈时，谈到香港的情况，我立刻感到如坐针毡，简直想要对她说一声“对不起”。我无法声称自己与他们的遭遇能脱开干系，即使她甚至反过来安慰我“那又不是你参与的行为”。因为，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如果无法意识到自己在一个结构中所处的位置，那么反思和进步就根本无从谈起。

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处在这样那样的社会结构中，而许多时候，这种因为结构产生的既得利益是需要一点羞耻心才能意识得到的。“白人没有种族，男性没有性别，有钱人没有阶级“……为了一些”他律“，我们都需要在心里放置一双来自受到压迫的群体的眼睛，那些是女性的眼睛，是少数族裔的眼睛，是贫穷者的眼睛，是性少数群体的眼睛……

被这些眼睛注视着，心中生出的耻感，在让我们如芒在背的同时，也会让社会变得更公平、更美好。

（在文章的最后，推荐你读一读波德莱尔的一篇短文，《穷人的眼睛》。）